曾任闽寿宁知县的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在《寿宁待志・疆域》篇中写道:“又传， 浙之景宁、泰顺、庆元与闽之福(寿，宁，四县并设:...方设县时，寿宁与泰顺争疆不决，乃期面议，各以某日展行，即相遇处为鸿沟。寿宁令夜行直达泰顺城内，登其室，泰顺令犹未出，繇(由)是城以外尽属寿焉”。笔者捧读冯氏这富有传奇色采的文章后，怀着好奇心，特对泰、寿县界的历史演变问题，进行了初步调在号实地勘察。

首阅现存较早的明崇祯《泰顺县志・疆域》篇，未见毛竹下与东溪头等村名的记载，但见“南泽”(今城南电视差转台东北侧)地名后的括号内注有“泰寿宁”三字。可见当时泰、寿县界近在咫尺。　

继翻清光绪泰顺《分疆录・地與全图》，县界外缘始有"东溪头”村名。又“疆域”篇阐明:“西南到福建寿宁界十里”。这说明此时泰顺疆城已向外延。“附图说”篇，点出了“南郊之双港渡及东溪头尤为要道”。据此，笔者即前往东溪头方向的“要道”寻踪觅迹。

泰寿古道

从泰顺县城出南门，循公路右行一公里至水垟垄口，沿南阳(洋)寨东南麓石级大道经南李亭、小隘(左右二山独窄处的小地名)行一公里至毛竹下，过小坑(涧)经铜锣丘八角亭，左行三公里即抵达冯长所称的“鸿沟”——寿泰溪。此处下游距东溪头村0.5公里(距双港渡约三公里)。古有木拱桥，不知何时被香火所焚(桥廊两厢有佛龛)，现溪对面桥堍尚在。今旧桥址上游五十米处有矴步，过矴步沿石级大道上行，即为寿宁县犀溪乡岭下村。这就是泰寿古道。

如今，寿、泰公路已连接闽、浙两省，远道商贾、旅客自然不必过此，而邻近山民耕作省亲、进城购物，依旧少不了这条古道。尤其是“鸿沟”对面那井然有序的节节石阶，似不失当年的雄姿。当然，泰、寿置县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星移斗转，沧海桑田，今人很难确认其古道原貌。但社会的发展、王朝的更替、人类足迹的延伸、地域的归属与边界线的演化等等，总是有其蛛丝马迹可寻的。在这条泰寿古道上，就留下了有关这方面的种种历史印痕。

泰顺寿宁县界碑

在毛竹下铜锣丘八角亭边，歪斜着一块高1.5米、宽0.7米石碑(有碑座)，正面镌刻着“寿宁县界”四个大字。左边的文字日被雨剥蚀，难以辨认。右边的落款时间是“嘉靖二十四年秋八月吉旦”。这就说明，自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开始，泰、寿两县划定以毛竹下的小坑(涧)为界，小坑东北侧的毛竹下方向属泰顺县境，西南侧的葛绳岭——东溪头一带为寿宁县境。这条水坑源自羊脑山，流经东溪头村东北侧下首0.5公里处注入寿泰溪。八角亭内另有一块“泰寿亭”碑记，左边的落款为“大清咸丰十年岁次庚申重建”(原为过路亭)。说明这条县界自明嘉靖二十四年开始，一直延至咸丰十年(1860)之后。八角亭边的“寿宁县界”碑的背面，镌刻着“西溪堡”三个大字，说明此县界碑是旧碑的利用。因“西溪堡”三个大字两侧，刻有“四至”文字:“东至小隘界，南至本县(指寿宁)，西至麻毛下(今毛竹下)，北至浙江”。以此“四至”方位测定，当时所称的“西溪堡”，正是如今泰顺县城西南郊的“南阳寨”(原“西溪堡”碑址，当在南阳寨东南麓的大路边)。据此，当时寿宁县属区域，更接近于泰顺县城。

那么，今毛竹下小坑(涧)西南侧的葛绳岭一一东溪头一带以及双港渡东侧的三条岗、袁家地、可坑，又何时划归泰顺县的呢?事有巧合，正在笔者寻踪觅迹之际，来泰外调的寿宁县志办的同志提供了从寿宁县档案馆民国政府档案222卷中査得如下确凿史料:“案查太(泰)顺、寿宁两县毗连县界，前以乱山分疆，标记不明，以致行政治安，双方均受影响。业经民国二十六年由两县会勘重划，以双港溪（今寿泰溪)为界，溪左葛藤(绳)岭、张家垟(是村已无张姓，后由葛绳岭搬来几户魏姓人居此，属白溪村)、卓家坑、东溪头、双港渡等处属浙江太(泰)顺；溪右李家山下村，岭下苾坑等处属福建寿宁。绘图会衔，呈请钧署转呈福建省政府、浙江省政府咨报内政部。经行政院二十七年谕字第9433号指令准予备案，并转呈国民政府备案”。(今有双港渡与东溪头两处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立的“泰、寿县界”碑为佐证)寿、泰边界区区之地的归属问题，竟引起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如此重视，不是没有原因的。民国二十六年的前两年(1935—1936)，正是中国共产党闽、浙边游击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1935年11月由刘英、粟裕同志率领的红军挺进师进入泰顺境内之后，于1936年6月与闽东游击队联合在李家山一挙全歼国民党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连。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同志在《闻东特委向泰顺发展》的回忆录中所说:“寿宁与泰顺只有一河之隔，河的西南面是寿宁县；河的东北面是泰顺县。这里到处高山峻岭、群峰叠翠，是交通极为不便的大山区，我们闽东党和红军就是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巩固、可靠的根据地”。由此可见，当时国民政府重划县界称“前以乱山分疆”是借口，将鞭长莫及的寿宁边远山村划归泰顺，接近县治罗阳便于控制，欲达所谓“行政治安”才是真正的目的。

缘由与结论：

一、泰、寿双方置县前，上述边界地带分别属于浙江布政使司瑞安县与福建布政使司福安县领地。作为瑞安县义翔乡的罗阳(洋)镇，本地处西南边陲，这与寿宁“西溪堡”碑文记载颇相吻合。

二、泰、寿两县非同时并设。冯氏专著的明崇祯《寿宁待志》称寿宁置县于“景泰之七年”，而清康熙《寿宁县志》记裁寿宁置县于“景泰六年”。《温州府志》记裁泰顺置县于“景泰二年”，而历次修编的《泰顺县志》认定泰顺置县于“景泰三年”。泰、寿两县既非同时并设，冯氏的争疆不决”之论又从何说起?

三、“西溪堡”碑文证实，毛(又称“麻”“猫”)竹下村当在泰顺置县前已有之，而现有叶、陈、魏诸多姓氏中，魏姓又是从寿宁芯坑村搬迁过来的，今东溪头村更以魏氏居多。其余各姓，则是从泰顺罗阳方面搬迁过去的。这是因为，泰顺县治设罗阳之后，人口骤增，拓荒耕种范围逐步外延(据清光绪十五年立的东溪头“寿泰船亭碑记”所载，泰邑城内吴宝玑一一献田”的座落，就在大圳四隔垄——毛竹下村南翻过两个小山岗的一公里外)。随着王朝的更迭与行政区划的演变，城郊逐步外延，这本在情理之中。

四、冯氏所述“寿宁令夜行直达泰顺城内，登其室，泰顺令犹未出”之事，宜待查证。因为泰顺首任知县郭显宗，于置县后的次年才到职，何来“泰顺令犹未出”?不过，冯氏所述当时泰南门“城以外尽属寿焉”，倒是历史事实。

信息来源：泰顺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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